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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师赫尔曼·贝克尔被叫到了法学院院长的办公室。

    院长是个老教授，六十多岁，头发全白了，他不是党员，也不是什么积极分子。

    他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将近十年，以“平稳”著称——不惹事，不揽事，不出事。但今天，他必须惹一件事，因为这件事已经大到不惹就出事了。

    “贝克尔先生，”院长的声音带着一种老人特有的沙哑音色，

    “你最近在《学术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关于威廉二世处理问题的。”

    贝克尔站在那里，双手垂在身体两侧。

    “是的，院长先生。那是我个人的学术观点。”

    院长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桌上。

    那是教育部下来的一封公函，措辞客气但意思明确：

    “请贵校对柏林大学法学院讲师赫尔曼·贝克尔的言论进行核实，如其文章中的观点确属其个人主张，应在校内进行批评教育；如有组织背景，另案处理。”

    院长把公函推到桌子边。

    “贝克尔，我不是来审问你的。我是来告诉你——你的文章，有人看到了。看到的人，不只是你我的同行。”

    贝克尔的手指微微颤了一下。

    “院长先生，我只是表达了一个法学家应有的学术良知。威廉二世已经八十岁了，他不可能再对社会构成任何威胁。

    对一个八十岁的老人施加严酷的惩罚，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院长摘下老花镜，用一块麂皮绒布慢慢地擦拭着镜片。擦完之后，他把眼镜戴上，看着贝克尔。

    “贝克尔，你在柏林大学教了几年书了？”

    “六年。”

    “六年。六年里，你有没有去工厂参观过？有没有去农村考察过？有没有和工人农民坐在一起吃过一顿饭？”

    贝克尔张了张嘴，没有回答。

    “你没有。”院长替他说了。“你不需要回答，因为我知道你没有。你每天早晨从你在夏洛滕堡的公寓出发，骑自行车到学校，上完课，去食堂吃午饭，下午在图书馆看书，晚上回家。

    你和工人农民唯一的接触，是在街上擦肩而过。”

    院长的声音不高，但十分严肃。

    “贝克尔，你问我什么是‘现代法治精神’。

    我告诉你——在德国，法治精神不是写在教科书里的，是写在人民的生活里的。德国人民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经历了战争、饥饿、失业、贫困。

    他们失去了父亲、儿子、兄弟。他们不会忘记是谁把他们推进了那场战争。你替威廉二世求情，就是在替上一次的战争求情。”

    贝克尔的脸涨红了。

    “院长先生，我不是在替他求情。我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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