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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憋了太久，憋了十多年，现在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集中发声的“话题”。

    可是他们错了。

    柏林的舆论场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变了风向。

    《红旗报》的评论员文章发表在十月九日的头版，标题用了红色大字，占了三栏：

    《谁在替威廉二世说话？》。文章没有绕弯子，开篇第一句就是：

    “最近，有人借着‘学术讨论’的名义，在几个发行量不大的刊物上发表了关于威廉二世处理问题的‘建议’。

    这些‘建议’的核心是——不要审判，或者轻判，或者让‘知识分子’来参与决定怎么判。”

    文章的第二段点明了实质：

    “这些人不是在为威廉二世求情，他们是在为自己求情。他们是在试探——如果连威廉二世都可以‘宽大处理’，那么我们这些年犯过的错、说错的话、站错的队，是不是也可以一笔勾销？

    他们不是在关心一个八十岁老人的命运，他们是在关心自己的利益。”

    第三段转向了理论的高度：

    “列宁同志说过，对旧制度的维护者，人民群众有权进行审判。

    这不是报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对反革命分子的镇压。

    如果我们连威廉二世都不敢审判，那我们还谈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那我们还革什么命？”

    文章的最后一段用了加粗字体：

    “人民的法院不是知识分子的沙龙。威廉二世的命运，将由人民来决定，由法律来决定，由事实来决定。

    任何人企图用‘学术讨论’的名义干扰司法，都是对人民意志的蔑视。”

    同一天，《柏林日报》在第二版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是《“宽大处理”背后的政治暗流》。

    文章的作者是总政治部宣传处的一名资深编辑，笔锋比《红旗报》的评论员文章更犀利。他没有泛泛地批判“知识分子”，而是点了两个人的名——一个是柏林大学法学院那名讲师，另一个是《人民的声音》油印小报的编者。

    文章对法学院讲师的“建议”进行了逐条批驳：

    “他说‘威廉二世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所以应该从轻处理。按照这个逻辑，一个八十岁的杀人犯也应该从轻处理，因为他‘年事已高’？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不是为老人发明的，是为穷人发明的。

    老人并不比工人更高贵，并不比农民更值得同情。”

    关于油印小报，文章写道：

    “《人民的声音》——好大的口气。三百份油印小报，就敢代表‘人民的声音’了？真正的人民的声音，在工厂里，在田野上，在建设工地的脚手架上。

    不在大学宿舍里，不在几个文人墨客的沙龙里，不在那些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署的‘读者来信’里。”

    两篇文章发表后，反响比预期的更强烈，不少工人读者给报社写信，表达对文章的支持。

    柏林一家电机厂的车间工会还专门组织了一次学习讨论会，把两篇文章印成单行本，发给每一个工人。

    韦格纳没有去看那些来信。施密特看了，在电话里向韦格纳汇报了几句。韦格纳说了一句：“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然后挂了电话。

    柏林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研室。十月九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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