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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位代表上台了。

    他是来自美国的非正式观察员，没有国家代表的身份，只能以个人名义发言。

    他叫威廉·福斯特，美共领袖之一。

    他站在讲台前，沉默了很久。

    “我没有资格代表美国发言，”他说，

    “因为美国的政府还在资本家的手里。

    那些先生们现在正忙着给银行注资、给破产农场主发救济、给失业工人建临时收容所——收容所里每人每天一碗稀汤，条件是必须参加教堂的祷告会。”

    “但我可以代表美利坚的工人阶级说几句话。他们现在很困难。

    一千二百万人失业，两千个城市的面包店前每天排着长队，四百万人被赶出家园，住在纸板搭的胡佛村里。

    胡佛总统说繁荣就在街角，可工人们却说街角只有警察的警棍。”

    他的声音越来越沉。

    “但就在这样的困难里，我们也在学习。

    学习组织失业委员会，学习占领市政厅要求救济，学习在工厂门口建立纠察线阻止破坏罢工的工贼。

    今年三月，我们在纽约联合广场组织了五万人的抗议集会，警察的马队冲散人群，第二天我们又聚起来。

    四月，芝加哥的失业工人占领了市政府，要求延期支付房产税，他们赢了。”

    他停顿了一下。

    “同志们，美国不是铁板一块。资本家是资本家，美国工人是美国工人。

    工人们和同志们没解放前一样，每天在流水线前站十个小时，每天下班后腰酸背疼地挤电车回家，每天在餐桌上和妻子计算着这个月的房租还能不能交上。

    他们和你们一样，有两只手，一颗心，一个渴望明天比今天更好的愿望。”

    “这个愿望，总有一天会让他们和我们走到一起。”

    他抬起右手，握拳，没有举过头顶，只是平举在胸前。

    “那一天，也许不是明天，不是后天。但终究有一天，它一定会来。”

    开幕式结束之后，斯诺随着人流走出圆厅，进入主展厅。

    光从四面八方涌来——头顶的玻璃天窗，两侧高达六米的落地窗，以及那些尚未点亮的展台上方预留的照明孔。

    整个展厅把十一月的天光收拢、过滤、重新分配，洒在每一个角落里。

    斯诺站在入口处，望着眼前这座巨型展厅，一时竟不知该往哪里走。

    展厅分东西两翼，每翼长一百二十米，宽四十米，中间由一条贯穿南北的中央通道连接。

    通道宽十米，铺着浅灰色水磨石，两侧每隔二十米立着一根细钢柱，柱顶垂下红旗。

    红旗在微风中轻轻飘动。

    通道两侧，是分门别类的展区。

    斯诺最先走向的是交通与动力展区。这里停放着六辆崭新的人民汽车——不是概念模型，是真正可以开上路的量产车型。

    它们比1斯诺在柏林街头见过的型号更流畅，更轻巧，车头镶嵌着锤子镰刀的标志。

    一个穿灰色工装的技术员正在给围观的代表讲解。

    他手里拿着一截剖面模型，一边指着内部结构，一边说：

    “……这是我们最新型的四缸发动机，排量1.2升，功率22马力，最高时速85公里。

    重要的是油耗——百公里仅需6.5升。这是什么概念？在德国，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每月工资的六分之一，足够让这辆车跑一千公里。”

    斯诺继续往前走，看见另一侧停着一辆更大的车。

    车身漆成深灰色，比人民汽车长出一倍，车顶装着行李架，车厢侧面用德文和俄文同时写着“人民旅行”。

    “这是我们和苏联同志联合开发的‘友谊’牌旅行车，”

    讲解员说，

    “可以载八名乘客和他们的行李，最高时速七十公里，续航五百公里。

    明年春天，第一批五十辆将交付莫斯科公交公司，用于莫斯科—列宁格勒线路的旅游客运。”

    通讯与信息展区在通道的另一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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