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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涅曼背对着克劳斯，

    “六年里，你难道一次也没有想过，可以不做你父亲的这双黑手套S吗？”

    克劳斯沉默了很久。

    “想过。1927年秋天，我认识了一个姑娘。

    她在纺织厂做工，不知道我是谁，以为我只是个普通职员。

    我们约会过六次。第六次那天晚上，我送她回家，走到她楼下，她突然问我：

    克劳斯，你每天晚上都在忙些什么？”

    “我想告诉她实话。想告诉她我在做什么，我父亲是什么人，那辆戴姆勒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我想问她，如果我一无所有、满手脏污，她还愿不愿意见我。”

    “你说了吗？”

    “没有。那天之后我再没去找过她。”

    “为什么？”

    克劳斯抬起头望着天花板。

    他的嘴角扯动了一下，

    “因为我发现，”他说，“我已经不会过那种干净的日子了。”

    审讯室的门打开了。走廊的灯光涌进来，在地面上投下一道明晃晃的光带。

    海涅曼走出门外，对候在走廊里的记录员说：

    “供述完整，整理成文字，让他签字画押。完成后立即报柏林。”

    “是。”

    他走出几步，又停下。

    “那个纺织厂女工，”他背对着门，声音很低，

    “1927年秋天，南城第三纺织厂。去查一查她的名字。”

    海涅曼顿了几秒，挥了挥手。

    记录员没有追问。他转身推门进入审讯室，手里捧着一叠空白的笔录纸。

    海涅曼独自穿过长长的走廊，他站在窗前点燃另一支烟，望着窗外林茨渐次苏醒的街巷。

    面包铺的学徒正卸下门板，电车叮当作响地驶过湿漉漉的铁轨，一个穿工装的男人骑着自行车从窗前一闪而过，车筐里装着从合作社买的新鲜马铃薯。

    这就是人民想要的日子。他想。

    干净、平凡、可以预见明天的日子。

    克劳斯·冯·艾兴多夫从没活在这种日子里。他既不属于旧时代的余晖，也从未真正踏入新时代的门槛。

    他是被悬置在历史夹缝里的人，从那条缝里望出去，世界永远扭曲、冰冷、不可信任。

    海涅曼没有怜悯他，这样的人也不值得他怜悯，对这种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物理和精神上同时消灭掉。

    香烟燃尽。他把烟蒂按灭在窗台自带的铸铁烟灰缸里，转身走向指挥部。

    还有三名在逃外籍涉案人员需要追捕。韦格纳主席的七十二小时，还剩十二小时四十六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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