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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旁的田夫人连忙上前，满脸愁容地诉苦“张主任，珍年这几日高烧不退，水米不进，大夫来看了好几回，说是劳累过度，急火攻心，至少要卧床静养十天半个月，别说去北平了，就连下床走动都难啊！”

    张苇村混迹官场多年，何等精明，一眼便看穿了刘珍年的把戏。

    刘珍年前几日还精神抖擞，气势如虹，怎么可能突然病得如此严重？分明是故意装病，推脱北平之事。

    可他看破不说破，更何况，他也清楚北平对日谈判是何等祸事，换做是他，也绝不会答应。

    张苇村在床边敷衍慰问了几句，看着刘珍年虚弱不堪的模样，没有多做停留，便起身告辞。

    离开刘府后，张苇村当即给何应钦回电，电报内容直白又无奈“刘珍年确系重病卧床，药石罔效，短期内绝无可能赶赴北平。”

    言外之意再明显不过：刘珍年就是装病，谁都知道，但人家病在床上，你总不能派人去床上把人强行拉走，这事，只能作罢。

    何应钦收到电报，看着上面的文字，气得脸色铁青，却又无可奈何。刘珍年已经“重病不起”，他再如何催促，也无济于事，这个黑锅，终究没人帮他分担，只能自己一个人背。

    北平城内，日方的施压愈发紧迫，日军的武装示威愈演愈烈，南京方面又不断催促退让，何应钦走投无路，最终只能硬着头皮，独自与日方代表梅津美治郎交涉，签下了这份出卖华北主权的《何梅协定》。

    协定一经签订，举国哗然，全国民众怒骂声讨何应钦，斥责其卖国求荣，出卖国土，何应钦瞬间沦为众矢之的，背负上千古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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