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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里面提到的第三点——思想教育和历史教育的质量问题——我想听听你的具体想法。”

    “报告里写‘缺乏系统性、根本性的重构’。什么叫‘系统性、根本性的重构’？你来展开说说。”

    托勒想了想这么跟韦格纳说道，

    “主席同志，我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做的，好比是改造一栋旧房子。我们把墙上的裂缝糊上了，把漏雨的地方补上了，把坏掉的窗户换了新的。

    房子看起来比以前好了，不漏雨了，不透风了，但骨架还是旧的。

    房梁是旧的，承重墙是旧的，地基也是旧的，目前所有新生的东西都是基于旧事物的基础之上进行改革的。”

    “而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拆了重建。

    尤其是教材方面，不是修改几个段落，而是重写整本教材，重构整个历史和政治教育的体系。”

    “主席同志，我们现在学校里用的历史教材，最早的底本是一九一一年，德意志帝国时期编的。

    我们在一九二零年做了一次修订，删掉了‘君权神授’、‘德意志民族优越论’之类的内容，加上了关于社会主义的内容。

    一九二八年又做了一次修订，增加了上次世界大战史的内容。

    一九三二年再做了一次修订，补充了关于对我国革命的评价。

    修修补补二十年，骨架还是那个骨架。有些章节的叙述方式、语言风格、甚至举例，都还能看出旧时代的影子。”

    韦格纳的手指在椅子扶手上轻轻叩了一下。

    “托勒同志，你的意见是重写吗？”

    “我的建议是必须全部重写。”托勒的声音很坚定。

    “历史教材从一年级到十二年级，全部重编。

    政治教材从基础概念到社会发展史，全部重编。

    教材中涉及各国社会制度评价的部分，也要重新审定。

    所有教材必须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必须贯穿阶级分析的立场，必须服务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总体目标。”

    韦格纳沉默了片刻。

    “这是一件大事。不是教育部自己能决定的。需要党中央讨论，需要征求各方面的意见，需要组织最优秀的专家来编写。”

    他顿了顿，“但我同意你的方向。”

    “不过，托勒同志，我还有一个比教材更根本的问题。”

    托勒微微歪了一下头。

    “我们的教育，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德国的孩子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过上比别的国家的人更好的日子？还是为了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没等托勒回答韦格纳紧接着说道，

    “我不是说分数不重要。

    分数是能力的体现，能力是建设国家的基础。

    但如果我们只追求分数，只追求升学率，只追求‘我们国家的学生在国际比赛中拿了第几名’——那我们的教育和旧社会的教育有什么区别？

    旧社会不也是让学生拼命背书、拼命考试、拼命往上爬吗？

    只不过那时候爬上去的是资本家的儿子，现在是——谁的分数高，谁就上去。”

    “托勒同志，我和党中央的同志们要的不是一批会考试的机器。我要的是一批有脑子的人，有心的人，有骨头的人。

    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不只是物理公式和化学反应方程式，还有——为什么工人应该团结起来，为什么压迫是不正义的，为什么这个世界可以变得更好。”

    托勒在本子上飞快地记着。

    “教材重编的事，你先牵头做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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