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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士们只在指挥所的桌子上找到了一张纸条，用铅笔写的：“我们走了。不打了。祝你们好运。”

    上校带着他的旅，在夜里撤出了阵地。

    十月一日，伦敦，唐宁街十号。上午九时。

    鲍德温坐在办公室里，他的手里面捏着三份报告。

    第一份来自陆军部：过去七十二小时内，前线有至少七个营的部队成建制地放弃了阵地。

    第二份来自内政部：南安普顿、朴次茅斯、多佛尔等港口城市的工人已经开始组织“港口委员会”，接管码头和仓库的运转。

    警察系统的人不断打电话来问“我们该怎么办”，没有人能回答他们。

    第三份来自情报部门：国王要出逃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伦敦。不是“可能”，是“确定”。连街头的报童都在喊：“国王跑了！国王跑了！”

    鲍德温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怕，是因为愤怒。他把三份报告合在一起，用力地摔在桌上。

    “斯坦利！”

    他的私人秘书斯坦利从门外快步走了进来，手里还拿着一摞刚收到的电报。

    “首相。”

    “备车。去白金汉宫。现在。”

    斯坦利犹豫了一下。

    “首相，国王陛下今天上午的日程——”

    “我不需要他的日程。我要见他。现在就去。”

    斯坦利没有再说话，转身出去安排了。

    车子从唐宁街十号驶向白金汉宫的路程只有不到十分钟。

    但这十分钟里，鲍德温坐在后座上，看着窗外的伦敦，看着那些在街边排队买面包的市民，看着那些在公园里无所事事的失业工人，看着那些在路口站岗的警察——他们的站姿已经不像几个月前那么笔挺了，有人靠着墙，有人蹲在路边抽烟，有人把警帽摘下来扇风。

    鲍德温在想一个问题：这个国家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不是从昨天开始的，不是从上周开始的，不是从红军进攻埃克塞特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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