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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说：我们不想为这个国家打仗了，我们在给自己找退路。

    而士兵永远是最先知道一个政权还能不能撑下去的人。

    他们在前线，在军营里，在那些没有记者、没有议员、没有贵族的地方。

    他们比任何政客都更清楚，自己手里的枪还能不能打响，自己身后的国家还值不值得守护。

    “还有什么更糟糕的吗？”

    鲍德温的声音已经平静了下来，平静得不像一个正在看着帝国崩塌的首相。

    秘书打开手里的文件夹，一页一页地翻。

    “利物浦的警察局报告说，他们局里有三名警员今天早上没有到岗，电话也打不通。邻居说天还没亮就看见他们拎着行李出门了，不知道去了哪里。”

    鲍德温没有说话。

    “伯明翰警察局报告说，有人在警署门口张贴传单，内容是呼吁警察不要向工人开枪，人民不是敌人，真正的敌人已经开始逃跑了。

    措辞很有煽动力。”

    逃跑的富人，动摇的军队，失踪的警察，占领市政厅的工人。

    鲍德温忽然觉得很累。

    麦克唐纳把这副担子交给他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在他脑子里一遍一遍地转——“慢一点输。”

    慢一点输的意思就是：

    别指望翻盘，别指望奇迹，别指望那些被你的阶级压迫了几百年的人会在你最需要他们的时候突然变得忠心耿耿。

    他们不会。

    他们只会把门打开，把红旗挂出来，然后在你的尸体上跳一支你永远不会懂的舞。

    “首相，”秘书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国王陛下要求您立刻召开枢密院会议。”

    鲍德温深吸一口气，点了点头。

    国王陛下大概也慌了。

    乔治五世登基二十五年，经历过世界大战，经历过爱尔兰独立，经历过一九二六年大罢工——但从来没有经历过自己的首都在一夜之间变成前线，自己的臣民在争相逃亡，自己的军队在悄悄准备投降。

    “告诉宫里，我会准时到。”

    秘书转身要走，鲍德温忽然叫住了他。

    “等等。”

    秘书停下来，转过身。

    鲍德温靠在椅背上，那张脸上写满了一个老人、一个首相、一个帝国最后的守护者的所有疲惫。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是摆了摆手。

    “去吧。”

    秘书离开了房间，轻轻关上了门。

    鲍德温一个人坐在空旷的首相办公室里，窗外的阳光透过厚重的窗帘缝隙照进来，在地毯上投下一条细细的金线。

    他忽然拿起桌上那份关于多佛尔工人罢工的报告，又看了一遍。目光落在最后一行字上：“监工、包工头及国防部派驻军事顾问均提前撤离。”

    均提前撤离。

    鲍德温自己早上收到消息的时候，南安普顿的船票已经涨到了四百英镑。

    他毫不怀疑，此刻，那些在议会里高喊“保卫大英帝国”的贵族们，那些在报纸上撰写社论抨击“红色威胁”的报业大亨们，那些在俱乐部里喝着白兰地谈论“国家利益”的资本家们——其中不少人已经在路上了。

    去加拿大，去澳大利亚，去南非——去任何英国国旗还在飘扬的地方。

    而他，斯坦利·鲍德温，作为这个国家的首相，必须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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