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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此刻，在伦敦金融城的一间豪华公寓里，另一些人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同一件事的看法。

    伦敦金融城，坎农街。

    欧内斯特·布莱克曼是被管家叫醒的，

    “布莱克曼先生，布伦特先生和卡文迪什先生在楼下等您。”

    布莱克曼揉了揉眼睛，从床头柜上摸到金丝眼镜戴上，看了一眼床头的座钟。

    八点十分。他在这个时间被叫醒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上一次是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的消息传到伦敦，再上一次是1914年斐迪南大公遇刺的时候。

    一种不祥的预感像逐渐在这个久经考验的资本家的心头浮起。

    布莱克曼披上睡袍，踩着楼梯走了下去。

    客厅里站着两个人——银行家布伦特，六十出头，秃顶，大腹便便，手里攥着一根没点燃的雪茄；航运巨头卡文迪什比他年轻一些，五十多岁，瘦高个，穿着睡衣外面套了一件风衣，看起来是匆忙赶来的，连袜子都没穿，脚上蹬着一双拖鞋。

    “德国人的舰队开进海峡了。”布伦特没有寒暄，劈头就是这一句。

    布莱克曼的手在扶梯上顿了一下，然后继续下楼，走到酒柜前，倒了一杯威士忌，一仰头全灌了下去。琥珀色的酒液顺着喉咙流下去。

    “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他们的主力舰队，包括那艘社会主义号战列舰。据说是演习，但谁见过这种演习？”

    卡文迪什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不住的颤抖，

    “据说他们的飞机就在多佛尔头顶上飞，军舰贴着我们的领海线走。他们说是演习，要是突然——”

    “不会的。”布莱克曼打断了他，

    “不是今天。要是他们想动手，不会提前告诉我们这是演习。

    他们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们想什么时候动手，就能什么时候动手。”

    布伦特把那根没点燃的雪茄从嘴里拿下来，盯着布莱克曼：“你是说，这是恐吓？”

    “我说的是，这是最后通牒。”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钟。远处隐约传来汽车引擎的轰鸣声。

    布莱克曼走到窗前拉开窗帘，看见了对面那栋维多利亚式别墅门前停着三辆黑色轿车，仆人正把一摞摞行李箱往后备箱里塞。

    别墅的主人是伦敦证券交易所的董事之一，一个月前还在《泰晤士报》上撰文说“欧洲局势正在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发展”。

    “已经有人在跑了。”布莱克曼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

    “他们比我们更清楚，海峡对岸那些人是不讲规矩的。”

    布伦特和卡文迪什交换了一个眼神。他们自然是都知道布莱克曼说的他们是谁——不是德国人，而是那些比他们更早收到消息、更早做出判断的同行。

    “我已经让人去安排飞机了。”卡文迪什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隔墙有耳，

    “希思罗机场目前不会被注意到。飞机今天上午就能起飞，然后转道去纽约。”

    布莱克曼听着这两个老朋友的对话，一言不发。

    他的脑子里在飞速地计算——现金、股票、债券、不动产，哪些能带走，哪些带不走，哪些需要在走之前变现，哪些扔了也不可惜。

    他的财富跨越了四个大洲，横跨了六个行业，不是一辆轿车、一架飞机就能搬得动的。但如果德国人真的打过来，如果伦敦真的变成前线——

    他不敢往下想。

    “船呢？”布莱克曼突然问。

    卡文迪什愣了一下：“船？”

    “你的航运公司，有没有可以立刻启航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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