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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袭击发生后的第三天，“黑非洲独立先锋队”已经撤回了他们在密林深处的营地。

    营地位于乌班吉沙立领地与刚果河盆地之间的过渡地带，是一片被河流切割成碎块的丘陵雨林。

    从姆班吉出发沿河往北走，骑马可以快些，但雨季的丛林骑马比走路更慢。

    先锋队的指挥官叫萨莱，三十岁出头，中等个头，体格敦实。

    他的父亲曾是一名法国殖民军的下级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法国流过血，战后却因“行为不端”被开除军籍。

    萨莱在法国待过十一年，读过书，打过工，也参加过政治组织——不是共产党，是一些在巴黎拉丁区小咖啡馆里聚会的非洲学生团体，后来逐渐滑向了更极端的民族主义圈子。

    可萨莱这个人却是读过韦格纳的著作，也读过马克思和列宁，不是为了信仰，是为了找到武器——可以用来打碎法国殖民统治的武器。

    用敌人的思想武装自己，再回过头来对付敌人，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更痛快的了。

    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下定决心走上效仿共产党这种形式的武装斗争道路的。

    也许是在巴黎的小旅馆里，听那些从非洲来的学生谈论家乡的苦难时；

    也许是在工厂里被法国工头骂“滚回你的丛林”时；

    也许只是某天夜里，他站在塞纳河边，望着河水倒映的灯火，突然意识到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法国人的时候。

    萨莱站在营地中央的树下，面前坐着十几个袭击行动的主力成员。

    他们从姆班吉带回了粮食、药品、弹药，还有俘虏。俘虏一共十二人——区人民委员会的办事员、粮库管理员、小学教师里面还有两名从德国来的支教老师。

    萨莱的下属向他汇报了审讯情况。

    大部分俘虏很配合，那两个从德国来的支教老师就不太配合了。

    一个是三十出头，曾在柏林工业大学读过书，来非洲之前在德累斯顿一家机械厂工作。

    问他什么都沉默，问他为什么来非洲，他还是沉默。

    打他的时候他咬着牙一声不吭。

    旁边那个年轻的支教老师是同一个支教项目的志愿者。

    他不愿看着同志挨打，挣扎着扑上来，拳头砸在袭击者的脸上，踢、咬、用指甲挠，直到被人从背后一枪托砸晕过去。

    萨莱蹲下身查看那个年轻人的伤势。

    后脑肿起一个拳头大的包，呼吸平稳，脉搏正常，应该没有生命危险。

    萨莱用英语问了一句那个沉默的德国人：

    “你叫什么名字？”回答他的依然是沉默。

    萨莱继续问道：“你是共产党吗？”

    这一次那个人终于抬起了头。“我是。”

    萨莱看着他，沉默了片刻。

    他站起身来，背对着他，

    “共产党。你以为我没见过共产党？

    巴黎的那些人，里昂的那些人，柏林的那些人——他们有一个算一个，嘴上说着国际主义，背地里全是算盘。

    韦格纳？

    他不过是运气好。

    一九一八年德国战败，旧帝国垮了，他捡了个现成的烂摊子，用俄国人的钱、德国工人的血，堆出了一个社会主义样板。

    换你坐那个位置，你也行。

    可你们共产党人不承认。

    你们非要说那是‘历史必然’、‘工人阶级觉醒’。

    都是狗屁。”

    萨莱的声音拔高了。

    “法国共产党呢？

    他们干了什么？

    趁着巴黎乱成一锅粥，捡了个现成的政权。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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