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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开面前那本红色封面的文件夹。

    “根据各部门、各企业、各地区反映上来的问题，我们初步拟了一个方案。

    方案分三个层面。”

    “短期去库存。

    对部分严重积压的产品，由国营商业系统按计划价收购，纳入国家储备。

    同时，暂停或暂缓一批同质化严重的扩产项目。已经立项但尚未开工的，重新评估；已经开工的，适当延长工期。”

    “中期优化结构。

    重工业的产能不再扩张，重点转向技术改造、产品升级。

    轻工业继续扩大产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我们现在的问题不是重工业太重，而是轻工业还是有些跟不上国家的具体节奏。”

    “长期产业升级。

    投入更多资源，向高端制造、精密仪器、电子工业、化学工业、航空航天等前沿领域倾斜。

    德国不仅是世界革命的领头羊，也要成为世界工业的领头羊，不能光靠产量，要靠质量。

    靠别人没有的技术、别人造不出的产品、别人达不到的效率。”

    托勒合上文件夹。

    “这是初步的设想，具体方案需要各部门进一步细化。今天把方向定下来，该调整的调整，该转产的转产。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方向对了，慢一点没关系，总会走到。”

    会议结束后，各部门负责人陆续散去。

    托勒想起韦格纳说过的一句话——“计划不是死的，是活的。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完善、发展。一成不变的计划不是好计划，能够根据形势变化灵活调整的计划才是好计划。”

    这话是一九二五年在党校讲的，他当时就在台下，记得很清楚。

    现在，十年过去了，形势又变了。

    从战后恢复到初步工业化，从初步工业化到全面工业化，从全面工业化到现在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不容易。

    托勒站起身，走到窗前，拉开百叶窗。

    午后的阳光涌进来，刺得他眯了一下眼。

    托勒关上窗户，拿起桌上那本红色封面的文件夹，走出会议室。

    走廊里空荡荡的，经过韦格纳办公室时，他看见门开着一条缝，韦格纳正站在窗前望着窗外。他没有敲门，轻轻地走了过去。韦格纳听见脚步声转过身。

    “托勒同志，会开完了？”

    “开完了。”

    “情况怎么样？说来听听。”韦格纳指了指办公桌对面的椅子。

    托勒坐下，把会议的讨论和拟定的调整方案详细汇报了一遍。

    韦格纳一直静静地听着，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偶尔在笔记本上记几个字，没有打断他。托勒讲完后，韦格纳没有立刻表态。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柏林的街景。

    人民委员会大楼门前的广场上，一群少先队员正在老师的带领下过马路，孩子们穿着白衬衫、蓝裤子，脖子上系着鲜艳的红领巾。

    “托勒同志，”韦格纳终于开口了。

    “在。”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我们搞社会主义，是为了什么？”

    “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什么样的好日子？”

    “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看得起病，上得起学，老了有人养。”

    韦格纳笑了笑。“这些我们现在基本做到了。那下一步呢？”

    托勒沉默了一会儿。“让人民过得更有尊严，更体面，更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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