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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四年九月，波兰南部，扎布诺村附近。

    洪水退去后的第一个月，重建工作在各方的支援下迅速展开。

    德国的无息贷款到位了，苏联的卡车和工程队开进了灾区，波兰共产党更是动员了全国的力量，修堤坝、盖房子、清淤泥、种冬小麦。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走，但有些东西也开始借着重建的机会露头了。

    距离扎布诺村不到十公里的一个镇上，一栋不起眼的二层小楼。楼里坐着七八个人，围在一张长桌前。

    坐在首位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他叫瓦迪斯瓦夫·科莫罗夫斯基，战前是民族民主党的地方干部，波兰第二共和国时期当过一届议员。

    政变后他跑得快，躲到了乡下，用假名字活了两年。

    洪水来了之后，他觉得机会也来了。

    “先生们，”科莫罗夫斯基的声音压得很低，

    “洪水是天灾，但共产党把天灾变成了人祸。老百姓的房子倒了，地淹了，粮食没了。

    共产党在干什么？他们在修堤坝，在发救济粮，在组织重建。这也是我们发展壮大的机会！”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坐在他对面的马切伊·杜布罗夫斯基问道。

    “我们要让老百姓知道，这场洪水是上帝降下的惩罚。”科莫罗夫斯基的声音不高，

    “波兰人民是天主教徒。共产党是无神论者。共产党执政，上帝发怒，降下洪水。这个逻辑，老百姓听得懂。”

    杜布罗夫斯基推了推眼镜。

    “但这个逻辑有一个漏洞。德国和苏联也派了人来救灾。德国是无神论国家，苏联也是。如果上帝要惩罚无神论者，为什么不直接劈死韦格纳和斯大林？为什么要淹波兰的老百姓？”

    “泥腿子们可不会想那么深。”科莫罗夫斯基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

    “他们只会看到的是——共产党上台之后，教堂关了，神父被抓了，宗教课取消了。

    然后洪水来了。一加一等于二。他们不需要逻辑，只需要因果。”

    “那德国人和苏联人呢？老百姓也看到了他们的卡车和帐篷。”

    “德国人和苏联人是共产党的同伙。同伙也是无神论者，一样该受惩罚。

    但上帝惩罚的是波兰，因为波兰人背叛了信仰，引狼入室。”科莫罗夫斯基弹了弹烟灰。

    “这个说法，我已经试过了，在一些农民的心里还是很有市场的。”

    杜布罗夫斯基沉默了几秒钟。

    “那原先教堂神父那边都联系上了吗？”

    “联系上了。克拉科夫教区有几个神父愿意帮忙。他们不直接出面，但可以提供掩护、提供场所、提供信徒名单。老百姓信他们，神父说一句话，比我们说一百句管用。”

    “安全吗？”

    “不安全。但值得。”科莫罗夫斯基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

    “共产党现在忙着救灾，顾不上我们。等他们忙完了，就该回头来收拾我们了。

    所以，我们要趁现在这个窗口期，把种子撒下去。”

    “杜布罗夫斯基，明天你去一趟扎布诺村。那个村的党支部书记被洪水冲走了，新书记还没到任，现在是个权力真空期。

    村里的人对共产党的感情最深，你到那里要做的，不是跟他们对着干，是顺着他们的感情走。”

    “顺着他们的感情走？”

    “对。你先说马祖尔同志是个好人，是个圣人。

    然后说，这样的好人被洪水冲走了，是上帝在发怒。

    上帝不是冲着马祖尔同志来的，是冲着他背后的共产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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