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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普通老百姓，他们只想知道一件事：明天能不能吃饱饭？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西班牙共产党正在悄悄壮大。

    一九二零年，西班牙共产党成立时，只有几百个党员。他们在地下活动，印刷秘密报纸，组织小规模罢工。警察随时可以抓人，监狱里关满了“赤色分子”。

    但到了一九三零年，情况变了。

    法国革命的胜利，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德国模式的示范效应，给了他们清晰的路线。波罗的海三国解放的消息，让他们相信：社会主义不是遥远的梦想，是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经济危机让老百姓活不下去了。一九三零年，西班牙的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二十。

    农民交不起地租，工人买不起面包，知识分子找不到工作。人们开始问：为什么会这样？谁能改变这一切？

    共产党给出了答案。

    他们在工厂里组织工会，在农村里组织农民委员会，在学校里组织读书会。

    他们不再是那个只会喊口号的地下小党，而是变成了一个有纲领、有组织、有行动的政治力量。

    他们的口号很简单，却很有效：

    “学习德国，但不照搬德国。走西班牙自己的路。”

    一九三零年十月，巴塞罗那。

    这是一座沸腾的城市。兰布拉大街上，人群川流不息。码头工人正在罢工，工厂里机器轰鸣，大学里学生们在讨论革命。

    在一座不起眼的公寓楼里，几个人正在秘密开会。

    坐在首位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面容削瘦，眼神锐利。

    他叫何塞·迪亚斯，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

    旁边坐着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后来被人民称为“热情之花”——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短发，目光坚定。

    还有几个从各地区赶来的代表。

    迪亚斯开口了。

    “同志们，欧洲的形势正在急剧变化。德国、法国、意大利、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越来越强大。

    英国在衰退，美国在危机中挣扎。而我们西班牙，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

    他拿出一份文件。

    “这是刚从柏林传来的消息。共产国际建议我们，根据西班牙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革命路线。不要照搬德国模式，也不要照搬法国模式。要走自己的路。”

    伊巴露丽说：“自己的路？什么路？”

    迪亚斯说：“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

    他们讨论了很久。

    有人主张武装起义，像法国那样。有人主张议会斗争，像德国早期那样。有人主张先在农村发动农民，像苏联那样。有人主张先在城市组织工人，像意大利那样。

    最后，迪亚斯总结说：

    “同志们，西班牙的情况和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有强大的王权，有根深蒂固的教会，有四分五裂的地区矛盾。我们不能简单地照搬别人的经验。”

    他顿了顿。

    “但我们可以学习。学习德国的群众路线，学习法国的武装斗争经验，学习苏联的土地政策。

    然后，结合西班牙的实际，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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