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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迈尔同志用什么战胜了冯·艾兴多夫？

    不是更高明的技术，不是更充足的经费，不是更先进的装备。

    他用的，是十一年如一日的笨功夫：

    一份一份地审阅审批单，一趟一趟地下基层调研，一个一个地找工人谈话。

    他用一双穿了五年、鞋底磨穿的旧皮鞋，走遍了林茨每一间工厂、每一个居委会、每一条巷子。”

    “……而冯·艾兴多夫处长，用四年的时间，在办公室里批走了六十万马克。”

    “……这是两种人的赛跑。一种人把办公桌安在人民中间，另一种人把办公桌变成隔绝人民的堡垒。

    一种人用双脚丈量土地，另一种人用公章丈量权力。”

    那人又停了一下。他的手指按在报纸边缘，指节泛白。

    “……林茨案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

    革命胜利，不是终点。

    旧时代的残党不会自动消亡，他们只是换一副面孔，换一套说辞，换一种方式，继续腐蚀我们。

    而我们队伍里那些意志薄弱者、那些初心不纯者、那些把革命当跳板而不是归宿的人，就是他们最理想的培养基。”

    “……冯·艾兴多夫处长不是天生的敌人。

    他曾经也是社会民主党同情者，也曾在1918年革命后短暂地欢呼过新时代的到来。

    但他的欢呼，是因为他以为新时代可以让他继续保留父亲的庄园、家族的体面、贵族残余的特权。

    当发现新时代要求他放弃这些时，他心里的那座旧殿堂就坍塌了。

    他留下来了，穿着新制服，说着新套话——但他的心，从1923年那个秋天起，就再也没有走进过这扇门。”

    “……这样的人，我们这里还有多少？”

    “……这样的门，我们还有多少扇没有推开？”

    街上的人流渐渐密起来。

    买菜归来的主妇，牵着孩子去幼儿园的年轻母亲。

    有人在展示栏前驻足，读几行，又匆匆离开。

    有人买了报纸，边走边读，差点撞上电线杆。

    那个穿风衣的男人还站在那里。

    他已经读完了全文，却没有离开。他把报纸折好，塞进风衣内侧的口袋，但没有走。

    他望着展示栏上那篇已经读过的文章，望着“林茨的镜子”五个字，像望着一个需要记住很久很久的东西。

    赫尔曼终于忍不住开口。

    “同志，”他试探着问，“您……认识迈尔同志？”

    那人转过头。

    赫尔曼这才看清他的脸。

    五十岁上下，花白的鬓角，眉骨很深，眼窝里有一种专注痕迹。

    那不是一张容易流露情绪的脸。

    “不认识。”他说。

    停顿了一下。

    “但我认识冯·艾兴多夫。”

    赫尔曼愣住了。艾尔娜手里的硬币哗啦一声掉进铁盒。

    那人把风衣领子重新竖起来，转身走了两步，又停下。

    “1923年，我在林茨机车车辆厂当技工。

    冯·艾兴多夫家的小儿子，克劳斯，那年二十岁，开一辆崭新的奥佩尔，经常来厂里找某个工人喝酒。没人知道他来做什么。

    我们只知道，那个工人后来辞职了，开了自己的修车铺，生意好得出奇。”

    他顿了顿。

    “那时候我以为，那是年轻人的正常交往。

    一个落魄贵族子弟，想交几个工人朋友，了解新时代。谁能想到……”

    他没有说完。

    十一月的风灌进他竖起的衣领，掀起几缕花白的头发。

    他抬手压了压，没有再回头，慢慢走向街角，汇入那一片灰蓝色工装汇成的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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