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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在于，他毕竟是资产阶级媒体出身，立场不可能完全一致，提问可能涉及敏感领域。

    建议若您同意接见，需明确边界，做好充分准备。”

    诺依曼一板一眼地汇报。

    韦格纳站起身，踱到窗前，望着楼下林荫道上井然有序的车流和行人。

    阳光给柏林的一切镀上了金色的轮廓，充满生机与希望。

    他想起了自己推动的这一切：土地改革、工业国有化、科技规划、社会福利、教育改革、文化塑造……还有那正在进行的、与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不懈斗争。

    这一切，需要被理解，更需要被准确地传达给世界。

    尤其是当下，法国革命成功，波罗的海风云激荡，资本主义世界危机深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竞争”与“道路示范”空前激烈。

    一个像斯诺这样的记者，他的笔，可能比一个师的力量还重要。

    他不是官方的传声筒，他的独立记者身份和已有的声誉，使其报道更具可信度。

    更重要的是，韦格纳从“历史”知道，斯诺具备一种难得的品质：

    他能深入基层，看到普通人的生活和变化，并用朴实的语言打动人心。

    这正是向世界展示“德国道路”不是冰冷教条，而是鲜活生活的最好桥梁。

    “见，为什么不见？”韦格纳转过身，语气果断而坚定，

    “人家漂洋过海，穿过战火，诚心诚意来了解我们，我们没理由把客人拒之门外。

    教员……呃，我是说，真正的革命者，应该有这样的胸怀和气度，敢于让外界来看，来问。

    遮遮掩掩，反而显得心里有鬼。”

    韦格纳走回办公桌后，坐下，拿起那份申请又扫了一眼。

    “斯诺同志……他看到了法国革命的暴风骤雨，现在来德国看雨后建设。

    这很好嘛！

    正好让他比较比较，看看不同的土壤上，革命结出的果实有什么相同，又有什么不同。

    我们走的路，取得的成绩，面临的困难，都可以坦诚地谈。

    真理不怕辩论，事实胜于雄辩。”

    诺依曼迅速记录着要点：

    “那么，主席，您的意思是批准这次专访？时间上……”

    “批了。”韦格纳一挥手，

    “时间你们和联络局协调，尽量安排。我估计他问题不少，给斯诺同志留够时间，但也要有效率，控制在……一小时以内吧。

    至于边界，”他沉吟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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