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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没关系。”我拍了拍他肩膀，“证件齐全，税也没少交。这是有人要整我。”

    我坐在”总部”——其实就是商业街店后面隔出来的小办公室里，看着窗外那张封条被风吹得一掀一掀。封条上的红戳在太阳底下刺得人眼疼。

    张德才一个人，写得出那么工整的举报信吗？

    那封信里提到的”温州进货渠道”“纺织厂订单细节”，不是张德才这种坐了一辈子柜台的老古董能知道的。

    有人在背后给他递了刀子。

    第三天下午，我正在工商局门口等消息，一抬头，看见了陈婉清。

    她没进店，也没跟我打招呼，就站在街对面的梧桐树下，穿一件灰色风衣，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公文包。那包是正经的牛皮货，九十年代一个要两百多块。

    我走过去。她抬眼看我，脸上没什么表情。

    “工商局的刘科长，是我旧识。”她说。

    我没说话，等她往下说。

    “不是想帮你，是已经帮了。”她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我，“刘科长查了三天，你店里没有假冒伪劣。偷税漏税的事——这里面是你过去半年的纳税记录副本，我让人从税务局调出来的。”

    我接过纸袋，没急着打开。

    “为什么帮我？”

    陈婉清沉默了一下。街上有辆嘉陵摩托车轰隆隆开过，她等那声音过去，才开口。

    “因为你欠我一个人情，比郑总欠我十个人情都值钱。”

    这话像一颗石子投进水里。

    我盯着她看了两秒。她眼神平静，没有躲闪。

    “郑东海知道你帮我的忙吗？”

    “他不需要知道。”她把公文包换了个手，“炜杰，我不是好人。帮你是有价格的——这个人情，你以后要还。”

    “怎么还？”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她转身走了，灰色风衣在风里一扬。我看着她的背影，忽然明白了一件事——陈婉清对郑东海有不满，而且不是一般的不满。她在两头下注。

    这个女人的算盘，比我想的精得多。

    第四天早上，刘科长带着人来了，亲手把六张封条撕了。

    “调查结束，举报内容不实。”他脸上有点挂不住，但还是照章办事，“你可以恢复营业了。”

    我递过去一根红塔山，他没接，摆摆手走了。

    六家店重新开张，鞭炮没放——怕再惹事。但消息传得快，到中午，店里的人流量比平时还多。看热闹的、真心买东西的，挤了一屋子。小马在门口维持秩序，嗓子都喊哑了。

    但我知道，事情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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