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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很漂亮。”

    “但如果所有医生都这么想，医院会乱。”

    “所以我不认为这种做法应该常态化。”

    陆晨道。

    “昨晚是系统失效后的临时处置，不是值得推广的日常管理模式。”

    “抢救结束后，应该立刻补充记录，复盘权限边界，并建立下一次极端事件下的临时授权机制。”

    叶明川靠回椅背。

    “也就是说，你不是反对制度。”

    “不是。”

    “你只是认为制度有时追不上患者恶化的速度。”

    “对。”

    “如果以后再发生一次呢？”

    “如果现场有人比我更适合指挥，我听他的。”

    “如果没有呢？”

    “我来。”

    回答很短。

    没有煽情。

    也没有喊口号。

    但那种理所当然的平静，反而比任何激昂表达都更有力量。

    叶明川低头写了几笔。

    王辰院士接过话。

    “换一个问题。”

    “一名患者已经脑死亡。”

    “但家属拒绝接受，坚持继续使用呼吸机。”

    “同一时间，另一名可逆性呼吸衰竭患者急需呼吸机，否则很可能死亡。”

    “设备只有一台。”

    “你怎么处理？”

    “先确认脑死亡判定流程完全合规。”

    “由两名独立资质医师完成判定，并进行家属沟通。”

    “如果医学上确认不可逆，应将设备优先用于可救治患者。”

    王辰问。

    “家属冲进抢救室阻拦呢？”

    “保护医疗秩序，继续执行。”

    “你不担心舆论？”

    “担心。”

    “那为什么还做？”

    “舆论压力不能改变器官不可逆死亡的事实。”

    “如果家属下跪呢？”

    陆晨沉默了一秒。

    “扶起来。”

    “然后继续解释。”

    “如果还是不同意？”

    “继续执行医学决定。”

    王辰点头。

    这个回答并不温柔。

    但急诊资源分配，本来就不可能只有温柔。

    有时候医生必须在两个悲剧之间，选择损失更小的那个。

    真正的仁心不是谁哭得惨就听谁的。

    而是在所有人都情绪失控时，仍然守住医学判断。

    材料学专家又问。

    “你的NR-7项目如果成功，商业价值会非常高。”

    “假设未来药企愿意支付高额授权费，但要求独家垄断二十年，你怎么选？”

    “看授权条件。”

    “如果独家能换取更快的临床转化和更稳定的质量控制，可以谈。”

    “如果只是为了抬高价格，不接受。”

    “你不想赚钱吗？”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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