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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处长敲门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这是最近一周的工作安排，”他把纸袋放在桌上，“你先看看，熟悉一下。有什么不懂的，问我。”“好。”“十一点的时候，我带你去认识一下同事。”“好。”

    周处长走了。她打开纸袋，把里面的文件拿出来。编审处的工作计划、在编教材的目录、几份需要审读的稿件。她一份一份地翻，脑子里慢慢理出个头绪。不知不觉，到了十一点。

    周处长带着她，一间一间办公室地走。

    “这是张先生，编审处的老人了，民国初年就在商务印书馆干过。”张先生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瘦高个，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戴着一副老花镜。他看了汪昭一眼，点了点头。“留洋回来的？”“是。匹兹堡大学。”“数学？”“是。”“好啊，”他说，“数学缺人。”

    周处长又带她去了另一间办公室。“这是李先生，北大毕业的，负责文史类教材。”李先生比她大不了几岁，戴着一副圆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的。他伸出手，和汪昭握了握。“以后多交流。”汪昭说“好”。

    走完一圈，她记住了一个张先生，一个李先生，还有一个姓王的女士，负责英语教材。人不多，但每个人都挺和气的。

    下了班，汪昭一个人去逛了街。

    南京的街道和匹兹堡不一样。匹兹堡的街是直的、方的，横平竖直。南京的街是弯的、曲的，走着走着就不知道拐到哪儿去了。中山路上刚种下去的法桐，细细的，光秃秃的，用木棍撑着，风一吹就晃。工人在路边挖坑，黄土堆了一地。她沿着成贤街走，经过一家杂货铺，进去买了点日用品。又经过一家书店，进去看了看，没买。在一家小吃店门口停下来，买了一碗鸭血粉丝汤，站在路边吃了。汤很烫，她吹了吹，喝了一口。鲜的。不是美国那种加了味精的鲜，是真正的鲜。

    吃完继续走。经过一家花店，她停下来，进去买了一盆文竹。小小的，绿绿的，种在一个白瓷盆里。明天放在办公室桌上。

    回到宿舍，天快黑了。她把买来的东西归置好，把那盆文竹放在窗台上，和那个青瓷瓶挨着。然后坐下来，点了一根烟。窗外的巷子里有人在收衣服，有人在生炉子，烟从烟囱里冒出来，呛得人咳嗽。她靠着椅背，翘着腿，看着窗外的天。天晴了，晚霞把云染成橘红色，一团一团的，像棉花糖。

    想起昨天在宿舍里拿着枪比划的样子，笑了。二十二岁。她觉得自己有时候像二十二岁，有时候像五十二岁。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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