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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零年十二月的南京，寒风瑟瑟。

    蒋校长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两份文件，左边是刚出炉的《陆军编遣条例》正式文本，右边是江西省主席鲁涤平发来的战报。

    十一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刚闭幕，十二月是政策落地的第一个整月。

    蒋校长以国民政府主席身份兼任行政院长，完成了党政军大权的彻底把控，行政院核心部门全部换上了他的心腹。

    1929年的全国编遣会议因蒋桂战争、蒋冯战争相继爆发彻底破产，全国军队规模反而因内战膨胀至200万人以上，军费占财政收入超80%。

    1930年11月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整理全国陆军案》，正式撤销原“国军编遣委员会”，所有整编事宜交由军政部直接办理，12月配套颁行《陆军编遣条例》及编制表，标志战后编遣正式启动。

    他本人则往来于南京与南昌之间，一边统筹中央政务，一边部署南线，南京的日常事务交由行政院核心幕僚代行。

    但权力的滋味并不全是甜的。

    立法院长胡汉珉公开反对“制定训政约法”，坚持以孙先生遗教为国家根本大法，认定约法是蒋校长集权的工具。

    十二月双方通过立法程序、报刊舆论暗中角力，立法院多次驳回行政院的相关提案，党统与法统的矛盾日趋公开化。

    蒋校长在日记里把胡汉珉骂了好几个晚上，但表面上还得客客气气地请他来喝茶、开会。

    与此同时，华北西南各派系代表陆续抵京输诚。

    张少帅派王树翰常驻南京磋商华北善后细则，桂系粤系也通电服从中央，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南京仅能实现名义上的法系统一，各省军政财税仍由地方派系自主掌控。

    国民会议筹备处也在本月正式挂牌，着手推进各地代表选举，试图通过国民会议强化统治合法性，把蒋校长的领袖地位以法定形式固定下来。

    军事方面更是千头万绪。

    十二月的南京同时推进着“战后整编”与“南下剿*”两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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