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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底，日经指数涨到了接近三万九千点。

    那天休息室里有人开了啤酒。

    电视里的主持人笑着谈论四万点，旁边的人已经开始讨论五万点什么时候到。一个刚进公司的年轻人问我，要是指数真到五万点，我会不会后悔。

    我说当然会。

    谁会不后悔呢？

    看着别人挣钱，自己口袋里只有几枚硬币，哪里会有什么超然的心境。

    我只是没想到，那竟然已经是山顶。

    第二年开春以后，最初的变化很小。

    先是股票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涨了。

    然后银行的人来得少了。

    再后来，几个总在休息室里谈股票的人开始不看电视。电视一开到财经节目，他们就去抽烟。

    我那时在一家给建设会社供应材料的仓库做现场事务。

    过去每到月底，司机都要排队等着卸货，水泥、钢材、管件一车接一车往工地送。到了春天，有两家长期客户忽然要求延迟送货。

    五月又取消了一家。

    六月，仓库最里面堆着的一批建材已经一个多月没人来提。

    社长还说只是暂时的。

    七月开始拖工资。

    我太熟悉这种说法了。

    大阪工厂出事前，我也曾经告诉别人，只是暂时周转不开。

    公司最先减少的是临时工。

    然后停掉夜班。

    再然后，连做了十几年的正式员工也开始被叫进办公室。

    变化快得让人来不及习惯。

    前一年还因为叫不到出租车而在银座街头挥万元钞票的人，第二年已经开始计算电车月票能不能少买一个区间。

    房地产中介的玻璃门上贴满降价广告。

    曾经告诉所有人“东京土地永远不会跌”的人，又开始解释什么叫调整，什么叫技术性回落，什么叫长期价值仍然存在。

    这些词我都听过。

    以前工厂亏钱的时候，我也很会发明词。

    订单减少叫暂时波动，资金周转不开叫扩大经营带来的阵痛。

    后来我才发现，人最喜欢发明这些词的时候，往往正是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至于那些词究竟能撑多久，我很快就亲眼看见了。

    河野是在那年夏天来找我的。

    我差点没认出来。

    他的西装还是那一套，表却不见了。头发有些乱，站在仓库门口问我能不能借十万日元。

    我愣了很久。

    两年前，他还问我要不要跟着他发财。

    “房子卖不掉。”

    他坐在自动贩卖机旁边，手里捏着一罐没打开的咖啡。

    “银行还在收利息。会社也快不行了。第二套房当时买得太高，现在就算降价卖，卖掉的钱也不够还贷款。”

    我问第一套呢。

    他笑了一下。

    “第一套拿去给第二套做追加担保了。”

    我听完以后，很久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最后我借给他三万。

    那是我当时能拿出来的全部。

    他走的时候反复说会还。

    然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后来听别人说，他回了埼玉。父亲的印刷厂也因为替他担保，被银行一起追债。

    我不知道他最后怎么样了。

    那时候，我还以为河野只是运气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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